长沙志愿者：我们需穿戴整齐地坐在裸体男同之中

　　1992年，湖南省报告首例HIV感染者，到今年发布数据称全省存活20335例艾滋病感染者，二十多年间艾滋病的防治与宣传发生了很多改变，一些民间防艾组织在艾滋病发现、检测、提供咨询关怀等方面所起的作用也日益凸显。12月1日，记者走进位于岳麓区人力资源市场大楼的长沙中大阳光社工服务中心（以下简称中大阳光），探寻艾滋病与志愿者之间的故事。

　　艾滋快检：“对检测对象和我来说，都是最紧张难熬的五分钟”

　　“来到约定的见面地点，打了好几通电话后，对方才将车开入我的视野。他示意我上车，并让我在封闭的车厢内完成检测。我用酒精棉擦了擦他的指腹，待酒精干后打开针头扎了下去，血液在缓冲液的浸润助推下，一点一点地往上升，我们都紧张地盯着试纸，生怕出现那条横线。整个过程5分多钟，对方一直沉默不语，检测完成，他放下我便开着车扬长而去。”

　　这是李承西向记者回忆的一次快速检测场景，而他每年都要重复这样的动作300～500次，几乎每天都有人找他进行检测。作为中大阳光的一名志愿者，李承西告诉记者，他们中心目前最主要的工作内容是推动高危人群参与检测，使感染者纳入常规管理，并推动他们早日接受治疗。“简言之就是帮助还没有感染艾滋病的人维持阴性，帮助已经感染艾滋病群体更有尊严、更有质量地生活。”

　　对比疾控系统的检测，这样的快速检测有其特别的优势。“一些有身份地位的人或者说不愿意去疾控系统检查的人往往会找到我们。”李承西说，他们一般上门为对象开展检测服务，这种环境能让检测对象更好地释放压力，敞开心扉。而通过使用艾滋病(HIV1＋2)体外诊断试剂，一般能检测2周到3个月以前有没有被感染，5分钟便可确定结果，准确率达到95%以上。

　　“这五分钟不光是对服务对象来说很难熬，对我来说也很难熬。”李承西说，他一般都不会直接给对象扎针，而是先和对方聊上半个小时，将检测的误差、后果等尽可能地与对方沟通，以防其得知结果出现一些过激行动。

　　志愿者：我们需要穿戴整齐地坐在一堆裸体男同之中

　　不仅是有检测需求的人会通过网络等途径找上门，中大阳光的志愿者也会去性暗示比较强烈的场所，或者说有高危行为人群比较集中的场所开展宣传和检测。

　　“在长沙，有些场合是男同性恋者比较集中的地方，比如浴池，有时候开着开着就变成了只有男浴池。”李承西说，志愿者要经常去到这样的场合，但有时也会出现一些颇为尴尬的局面。“那样的场合下，有人会认为不应该有第二种身份，他可能会对你动手动脚，至少，他们会盯着你，因为大家都只是裹着浴巾，而你穿戴整齐坐在那里，显得格格不入。”

　　李承西表示，这样的环境并不适合开展这种工作，特别是给人做检测，周边的卫生环境不佳，聚集的人也多。“如果真在现场检测出来，保护感染者就变得很不容易。”但是这些场合的HIV发现率一般都比较高，是他们开展工作的重要阵地。

　　“这是我们不得不面临考验，可以想象得到，如果真放弃了这些场所，不仅这些高危人群会继续暴露在危险之下，于我们的工作而言也是一种损失。”

　　感染者：割了阑尾后被要求买下全套手术器具

　　艾滋病患者被歧视，是大多数志愿者都会提及的事。李承西告诉记者，就算不被拒诊，有些艾滋病患者的就医经历也不同于普通的患者。"当时小鹏（化名）因为阑尾炎要做手术，医院答应了，一切还很顺利。"李承西说，没有被医院拒绝的小鹏很感激，但手术结束后的一笔账单却让手术变了味。

　　“当时拿到账单，我们发现费用多了好几千。”李承西说，因为小鹏是艾滋病感染者，医院要求小鹏买下他使用的全套手术器具，“医院解释是他们需要免责，但我觉得这种收费本不合理，这就是一种实质歧视。”但最终小鹏并没有提出异议，他甚至没有意识到这是一种歧视，只是在事后默默表示能够理解。

　　面对这样的遭遇，李承西向记者表达了他对反艾滋歧视的理解，“有时候觉得我们的工作非常的矛盾，在没有被确诊的时候人们会告诉你艾滋病如何可怕，确诊以后人们又会告诉你，我愿意接纳你，拥抱你。”李承西说，作为一名常年接触艾滋病人的志愿者，对于歧视与“反歧视”他都不予赞同。“艾滋病不可怕，但也绝不可爱，它是一种疾病，需要警惕，需要重视，需要关爱，而我们志愿者能做的就是提供好的服务。”

　　防艾未来：“服务对象增多并不是我们的成功”

　　对比官方的防艾机构，像中大阳光这样的民间组织甚至有更多优势。“我们的工作更为细致，有大量时间开展一对一的工作。”李承西说，机构的志愿者也能在隐秘的场所发现更多的潜在感染人群，而中心的同伴教育也更有利于对个案进行分析，以便根据具体情况开展工作。

　　记者了解到，中大阳光现在有注册的志愿者35人，核心成员不到5名，这些人肩负起服务中心的日常工作。目前来看，中心的运转也面临着一定的问题。

　　据介绍，中大阳光于2013年8月完成注册，由过去组织结构松散的公益性组织转变为企业化管理的服务机构。“这中间我们的专业化程度越高，成本也会越高。”李承西说，经济支持是他们要克服的第一个问题，随之而来的是机构自身的服务问题。

　　“现在的疫情并不乐观，我们担心的是疫情的传染从‘漏水’变成‘溢出’，需求增大而我们的服务能力跟不上。”李承西向记者打了一个比喻，“就好比一个水桶有一点破损，里面的水会漏出来，而一旦水满了，水不仅会漏还会往外溢。因此艾滋病病人的基数必须得到控制。”

　　此外，中心不同于疾控系统关注病情和数据，他们更关注个案，让志愿者长年累月地面对艾滋、死亡、吸毒，多少会带去一些生命的无力感。“这些年，我看到我身边的志愿者不断地涌现，又不断地消失，我服务的对象又在逐渐地增加。”李承西说，服务对象的增加对他来说并不是一种成功，真正的成功是服务人数不断地减少，有更多的艾滋病感染者能够独立面对，走上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