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城两男人18年的爱情故事（图）

从路边摊买到的结婚证，承载着多少的希望与无奈。

　　故事发生在中国，一个并不完全开放的社会。公共意识之强大、个体之渺小，使他们在绝大多数人眼中仍然是异类、病态甚至变态。而剥掉这层“外衣”，一见钟情、爱情、婚姻、欲望、出轨、忠贞、白头偕老——他们的生活与情感轨迹，可以从我们的情感角度找到很多共通。

　　唯一不同的是，这个群体正在被打上特殊的时代与地域符号：以隐秘为特征的时代结束，公众的漠视与现实的夹缝，无不掩饰的迷茫与痛苦，艾滋病感染比例逐年上升的现实，以及他们正努力通过抗艾树立社会形象，成为我省乃至中国防艾工作的生力军。

　　因此，我们愿意走进这些故事，听到他们的诉求、指向与表达。

　　我们有过犹豫。对记者来说，这种采访需要触及他们的隐私，也需要克服心理上的生涩与距离。我们的读者更是如此。

　　我们同时相信，当你看完这篇记录，会愿意在了解他们的基础上，去理解、关注、善待与帮助，并愿意将他们置于社会环境的良性循环之中。我们帮助他们，最终的受益者会是我们自己。

　　这正是这篇记录的初衷。

　　2013年12月1日世界艾滋病日的活动主题为“行动起来，向‘零’艾滋迈进”。

　　时间把他们的悲剧变成喜剧

　　他们一个40岁，一个38岁，到今年已经整整生活了18年。从远离乡土，在哈尔滨遇见，到决定一起生活，又各自结了婚。几年后，两人感染了艾滋病，各自离了婚，回到寄居十几年的半地下室租屋，靠手艺活为生。18年，两个男人的爱情，刘强和刘强林管这种关系叫“婚姻”。没有法律会承认这种“婚姻”，可是对他们来说，他们是一对恩爱“夫妻”。

　　康同工作组多少带着点儿“地下工作者”的意味——这个成立11年的组织，办公地点几经更换，甚至年会的举办地点每年都要换。他们的活动极少有女性参加。这个全省最早开展防艾工作的草根组织，是全国为数不多的、密切协助当地疾控中心开展防艾工作的民间组织之一。绝大多数志愿者是男男性接触者，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男同”。

　　刘强和刘强林这两位故事的主角，表面上看不出来和别人有什么不一样。“我们俩没啥海誓山盟的。家人也知道了，再就是圈子里的人。”刘强搓了搓双手，看着正仰头看着自己的刘强林，“15年纪念日那天，他在地摊上花两块钱买了两张‘结婚证’，就是小年轻儿玩的创意礼品，做得跟以前的结婚证一样一样的，写上我俩的名儿，说要白头偕老。”

　　刘强微胖，眼睛小；刘强林很瘦，睫毛长长的。此前，记者先后接触过的男同情侣有7对，一起生活5年至18年不等。即使是在圈子里开展工作，他们也不会公然牵手或是“粘”在一起。外型上看，表面看，他们像是互补的：高的和矮的，胖的和瘦的，好看一点儿和不怎么好看的……长久的相守，眉宇间甚至有了“夫妻相”。

　　像最初相遇那样，刘强和刘强林始终互称“小哥”和“小弟”。“我是2006年感染艾滋病的，当时我和小弟都各自结婚了。”刘强回忆，“我感觉天塌了，快要死了，赶紧拉着妻子和小弟去检查。在路上，他第一次当着外人的面握紧我的手说：”小哥，你别怕，你啥样我都跟你。就算没感染上，我也可以为了你感染上……‘我当时悔啊……“

　　“死亡也没把我和小哥分开。”刘强林的语气轻而坚定，“现在我只剩一个心愿了：希望我们俩死了也能埋在一起。”

　　“我们和你们，怎么不一样了”

　　刘强和刘强林的老家都在县城。他们十几岁就发现自己跟别人不一样：女孩缘特别好，可是对女孩完全没感觉。在那个没有网络又闭塞的年代，这种“异样”加深了他们内心的恐惧与压抑。他们选择逃离。

　　坦克是哈尔滨最大的同亲（同性恋亲人）交友群负责人，是一名男同，在南方工作过多年。在他看来，相比南方男同的细腻，哈尔滨的男同则更为粗犷、豪爽，性格坦诚，容易冲动。“哈尔滨的帅哥在全国圈子里是有名的。只不过，南方现在已经出现由普通人群组织的同性恋反歧视组织了，而在哈尔滨，男同更多是被当作异类。”

　　刘强上面有两个哥哥，他从小好动，喜欢打架，性子直爽，十分惹女孩子注意。但从青春期开始，“入眼”的就全都是男孩儿，他对所有追他的漂亮女孩一点儿兴趣都没有。刘强林则完全不同。他有四个姐姐，是家中唯一的男丁。母亲身体不好，他从小就喜欢帮家里做家务。缝衣服、做饭，或是陪姐姐们跳皮筋、踢毽子。

　　那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刘强和刘强林为自己的“异样”快疯掉了。在那种没有网络、信息闭塞的环境下，很多男同完全不晓得自己到底怎么了。他们逼着自己“找女人”，自残，甚至逃跑。直到2005年，哈尔滨的几家公共浴池里，绝大多数是外地男同。

　　每个省会城市的流动人口，都存有一定比例的男同人群。包括如今北上广等大城市，一方面，很多同志想要逃避老家的压力；另一方面，他们寄希望于大城市，渴望得到更多“择偶”机会。

　　随着康同工作组的开展，黑龙江防艾组织遍地开花，包括其他男同QQ群、同亲群、真爱家园等大大小小的社会草根组织出现，使哈尔滨逐步形成一个稳定的由圈内人帮圈内人的男同群体。其中，康同工作组的工作覆盖的男同是最多的。负责人洪涛十分清楚，每个加入组织的志愿者都怀抱不同目的：回报社会，互助，也包括“择偶”的欲望。像18年“艾滋夫妻”这种故事，特别能给大家提气儿。“这个群体的最大诉求，仍然是对爱情的渴望，跟异性恋是一样的。”

　　一个明显变化是，哈尔滨很多80后和90后越来越选择出柜（公开性取向）。他们能从网上了解到同性恋相关知识，有人在性成熟期就明确知道自己的性取向，想要和男人结婚。

　　绝大多数公众对男同群体仍存有误解。“比如，人们认为男同就是伪娘。”洪涛说，“他们虽然喜欢同性，但内心认同自己仍然是男人，只是想找一个更想依靠的男人。无论他在恋爱中扮演男性还是女性的角色，男同群体都既有男性的爆发力，又兼具女性细腻的心态，多愁善感，有艺术天分。圈子里喜欢京剧的特别多。”他调查发现，哈尔滨男同所从事的行业与全国情况基本相似，多集中在美发、服装设计、舞蹈、音乐、播音、主持等与艺术有关的工作。

　　“很多家长让同志去医院治病。”坦克说，“我经常说，要有哪个医生敢说同性恋是一种病，你大可以扇他一耳光。”

　　命定的恋人

　　“你信吗，那种一见钟情？”刘强林的眸子里闪出亮亮的光，“我们都是外地来的，一起干零活。就那么看了对方一眼，就认定了他是我想找的人。还有，我们的名字就差一个字……”大多数男同情侣的讲述，喜欢从“一见钟情”开始。他们的“婚姻”充斥着战战兢兢。有甜蜜，有喜悦，更多是悲壮。

　　在洪涛的帮助下，记者认识了共同生活13年的大庆情侣唐建宁和唐枫。他们结识于网络，唐建宁的网名用的是唐枫的本名，他们把这种细小的巧合看成“上天的安排”。“我们聊了三个月的电话，觉得投缘才决定见面。”唐枫说，“他是我的初恋，我知道他以前交过一些男朋友。我们在一起谈了3个月恋爱，又各自订了婚，后来觉得真的放不下对方，才最终选择生活在一起。我能接受他的过去，只能说这个圈子诱惑太多了。能长期在一起的人，凭靠的还是感情。”

　　刘强和刘强林的感情，则是从兄弟开始的。他们每天工作12小时，唯一的放松方式便是大半夜在空无一人的大街上散步。他们无话不谈，在好感与爱情之间跌跌撞撞。在刘强林眼中，刘强是一棵大树；在刘强眼中，刘强林是最懂自己的人。

　　哈尔滨的同性恋酒吧的鼎盛时期在2005至2006年，最多时有七八家，每晚聚集了来自全省各地的同性恋者。近年来，同性恋酒吧文化在哈尔滨急速衰落。从早年的绿地、公园、公共卫生间、浴池和酒吧等用于“碰运气”的场所，到现在一对一交友的网络，男同寻找圈内人的准确率大大提高。建立联系后，双方先互报一下三围，再交换照片，视频聊天，合适的话再出来看个电影、吃个饭。

　　“绝大多数男同迫切追求有爱的生活，并试图将双方建立在与男女关系一样的固定关系上。”国内首位在男同人群中进行大规模艾滋病干预的专家张北川教授，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透露，他曾在男同人群中做过一个关于自杀的未公开调查，其中问到自杀理由，排在第一位的是失恋。

　　很多男同会把一见钟情当成爱情，这种感情基于性关系，与异性恋的一见钟情性质相同。只是，异性恋发生性关系通常需要一段过程，同性不是。他们很感性，会轻易付出，分手“成本”低。大部分男同经历过痛苦的初恋，分手、伤害，甚至被玩弄，往往认定“这个圈子没有真感情”。

　　圈子里笼罩上一层“怨妇”的空气。他们渴望悲伤有人分担、欢喜有人分享，可归根结底因为性向不同，他们饱受压力与争议。“你不可能随便跟人说你的取向。”坦克说，“万一哪个男的知道了，你跟他走近一点，他就会想‘你是不是喜欢我呀’。开玩笑！我们是个男人都喜欢吗？哪有那么不要脸？”

　　大城市信息相对开放，刘强与刘强林也认识了很多跟他们一样的人，慢慢懂得了自己的取向与爱情。他们决定“结婚”。没有婚礼，没有见证人，只有一间半地下室，一个潮湿的却被收拾得无比温馨的小屋。他们挤坐在小桌旁吃饺子。两人都没忍住，边吃边嚎啕大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