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性恋古而有之，长期存在于人类社会，尽管用道德、法律和医学不同标准评价争议不断，但同性恋“非病理化”和“非刑事化”已成为普遍共识。1990年世界卫生组织将同性恋从精神病名册中除名，2001年《中国精神障碍诊断标准》不再将同性恋列为病态。记者采访本市法律界人士了解到，涉及同性恋的司法个案，仍面临立法空白和司法救济的缺失，既没有法律予以禁止和惩罚，也得不到法律的承认和保护。
游走于道德和法律灰色地带
20多岁的青年小吴（化名）曾是艺术大专院校的学生，多才多艺的他利用业余时间在酒吧驻唱表演，勤工俭学。在那些纸醉金迷的声色场所，他结识了一些社会上的无业青年，他们中有“基友”，也有“毒友”。放假期间，小吴和朋友来天津租房居住和打工，他们通过互联网发布广告信息，假借保健服务名义，介绍男技师给**进行同性间的卖淫活动。后经群众举报，警方将小吴等人全部抓获，卖淫的男技师和**均受到行政拘留处罚，而小吴却涉嫌容留、介绍卖淫罪被检察机关提起公诉，小吴对指控事实和罪名没有异议，后经法院审理，罪名成立，小吴被判了刑，羁押体检时，小吴被查出HIV阳性。入狱后，小吴被分到了艾滋病监区，他的狱友多数是吸毒人员。在本案的判决书上，法官写下：经审理认为，被告人妨害社会管理秩序，以租赁的房屋为场所，容留同性间进行卖淫活动，且开设网站利用互联网介绍同性间卖淫，构成容留、介绍卖淫罪。
本案办案人员告诉记者，罪刑法定原则是我国刑法的基本原则，我国法律禁止类推解释，然而，“法有限而事无穷”，社会生活复杂多变，法律的滞后性不能避免，出现法律条文尚未加以规范的事实类型时，而法官又不能拒绝裁判，因此法官要运用正确的法律解释方法，同时要坚决避免违反罪刑法定原则。我国刑法、治安管理处罚法明确禁止卖淫嫖娼行为，但在一般理解和通常语境中，多指女性向男性卖淫，然而，男性向女性卖淫、同性之间的卖淫，同样存在于社会生活中。根据刑法第359条规定，引诱、容留、介绍卖淫罪是指以金钱、物质或者其他利益为手段，诱使他人卖淫，或者为他人卖淫提供场所，或者为卖淫的人与**牵线搭桥的行为，这里所谓的“他人”可以是男性也可以是女性。
本案中，被告人小吴租赁民房不仅供自己居住，还给同性恋者提供性交易的场所，介绍并促成同性恋者的性交易。小吴具有经营目的，对外以同志会所名义进行经营宣传并建立网站打广告，宣称提供保健美容按摩养生等服务。实际上，**通过网络与他们联系，以数十元至数百元不等的价格，在租房处或其他酒店内发生性关系，小吴从中分得部分介绍费，其行为具有社会危害性，基于维护社会风化和公序良俗原则，故追究其法律责任。
本案法官在量刑时也考虑了涉案人员均是20多岁男青年，非法获利数额较少，有的是为生活所迫，有的对法律懵懂无知，由于性取向和交际圈子的问题，而游走于道德和法律的灰色地带，犯罪手段、动机、情节都比较简单，社会危害性和人身危险性较小，因此，法院对于小吴予以轻判。
据了解，小吴对于自己的性取向讳莫如深，他表示自己感染上HIV病毒是因为在酒吧吸食海洛因公用注射器时血液传播所致。在案发前，他知道自己的行为可能违法，警察可能会管，但没想到是犯罪，会被判刑。他认为，同性恋没有错，自己错在吸毒，错在结交坏朋友，错在误入了坏圈子，法律惩处的是类似“开妓院”、“拉皮条”的行为，因为影响了附近居民正常的生活，才会被群众举报，才会被警察取缔。
同性恋者法律保护不足
一位公安民警告诉记者，他曾经抓过同性恋“仙人跳”团伙，犯罪嫌疑人都是年轻男子，有些人是真同性恋，有些人冒充同性恋，通过网络假借“同性交友”名义寻找作案目标，在约会开房时，采取言语恐吓或暴力威胁手段，勒索财物实施敲诈勒索，甚至诈骗、盗窃或抢劫，被害人也是男同性恋者，相比那些被女性所设桃色陷阱受骗的男性，他们存在更多顾虑和隐忧，除非遭受人身伤害或较大财产损失，否则主动报案的很少。
这位警官也坦言，我国法律并不禁止成年同性恋者双方自愿的性行为，可以说，对于同性恋，我国法律是不做任何评价的！然而，同性恋、艾滋病、黄赌毒确实存在一定“交集”，这也造成了人们对于同性恋的非议和歧视，也正是由于法律真空，让同性恋者更容易成为高危人群，在遭受违法犯罪侵害时，同性恋者的权益得不到有效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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