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城两男人18年的爱情故事（图）

　　狭小的半地下室租屋里，到处摆放着很多没有封面的刊物，都是关于同志的。刘强和刘强林不仅在工作组里掌握知识、帮助别人，也从这些刊物中不断获取国内和国际关于同志的资讯。他们开始考虑更多：家庭、未来，甚至包括领养一个孩子。“特别想有一个孩子，可是我们身体不好，怕养不了。你说，我们这群人，等有一天病倒了，该怎么办？”

　　坦克说，他目前最大的愿望就是可以和男性合法结婚。记者对他说：“你知道以中国来说，可能100年都没法把同性婚姻合法化。”他说：“我知道。但我希望这个社会可以给我们充分的社会地位和法律。我们希望不要被异化，没有被道德歧视，希望不被误解，希望公众了解我们，正视我们。”

　　孙玉发和刘长青在哈尔滨生活了9年。按他们的话说，背叛了家庭，背叛了亲人，甚至背叛了全世界，只剩下彼此。一次车祸中，孙玉发一度生命垂危，医生让家属签字，可是刘长青没资格签。“我们在一起9年了，我们就是夫妻，是亲人，怎么会没资格？”刘长青跪在地上，抓住医生大声哭……

　　孙玉发捡回一条命。他拼命赚钱，给刘长青买了一个房子。他把房产证和钥匙交到他手上：“名字是你的，等我死了，至少还能给你留个房子……”

　　洪涛的感触更深。“你不给他们婚姻，但你可不可以给他一个寻找伴侣的资格？这种资格需要一个国家权力的认可。种种压力会使他们的身份和心态扭曲与颓废，也直接导致性随意。他们迫切渴望社会的正视而不是无视。这种正视会让这个人群更有安全感、提高自尊度，变得健康起来，这会为防艾工作另外提供一种途径——不再是‘地下性工作者’，而是以公开身份去帮助社会。”

　　尽管哈尔滨男同人群防艾工作已经走在全国前面，但最大的困难还是缺少足够的支持。“没钱。”洪涛笑，“大家更多是靠信念支撑下去。”

　　“很多人跟我说，咱们要打一场防艾的人民战争。我说打不起来啊，怎么打？民众不关心啊，中国每年只在艾滋病日关心艾滋病。”张北川说，防艾的关键在预防，然而地方对预防工作的投入并不理想。关注艾滋病，需要有一个国际化的视野与高度。“地方政府是否可以增加一些这方面的投入？是否可以站出来公开会见男同，做一个反歧视的样本呢？我们对男同的关注与艾滋病干预，最终的受益者是我们，是全社会。”

　　“尾声”

　　在中国，男同人群将随着防艾工作的开展和社会环境的宽松、文明的进步，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与正视。同时，为了保护与争取平等权益，在反歧视的道路上，他们将面临更多辛酸与荆棘，也将守住更多的信念与责任。

　　采访末了，记者问张北川：“您接触到的一起生活时间最长的男同有多久？走到今天，他们靠的是什么？”

　　张北川想了想：“快30年了吧，是两个成都人，我在2005年把他们的故事推荐给了《南方周末》，也让全国重新认识了男同。我曾问过他们，究竟靠什么能走到今天。他们说，这个事情很简单，靠责任。我们都是一样的。”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主要人物均使用“圈中名”

　　这种“婚姻”，注定了他们要成为隐形人。小心翼翼，竭尽全力，希望海誓山盟。有甜蜜，有喜悦，更多的是悲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