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理解我们,我们感激你。你不理解我们,我们理解你” 狭小的半地下室租屋里,到处摆放着很多没有封面的刊物,都是关于同志的。刘强和刘强林不仅在工作组里掌握知识、帮助别人,也从这些刊物中不断获取国内和国际关于同志的资讯。他们开始考虑更多:家庭、未来,甚至包括领养一个孩子。“特别想有一个孩子,可是我们身体不好,怕养不了。你说,我们这群人,等有一天病倒了,该怎么办?”
坦克说,他目前最大的愿望就是可以和男性合法结婚。记者对他说:“你知道以中国来说,可能100年都没法把同性婚姻合法化。”他说:“我知道。但我希望这个社会可以给我们充分的社会地位和法律。我们希望不要被异化,没有被道德歧视,希望不被误解,希望公众了解我们,正视我们。”
孙玉发和刘长青在哈尔滨生活了9年。按他们的话说,背叛了家庭,背叛了亲人,甚至背叛了全世界,只剩下彼此。一次车祸中,孙玉发一度生命垂危,医生让家属签字,可是刘长青没资格签。“我们在一起9年了,我们就是夫妻,是亲人,怎么会没资格?”刘长青跪在地上,抓住医生大声哭……
孙玉发捡回一条命。他拼命赚钱,给刘长青买了一个房子。他把房产证和钥匙交到他手上:“名字是你的,等我死了,至少还能给你留个房子……”
洪涛的感触更深。“你不给他们婚姻,但你可不可以给他一个寻找伴侣的资格?这种资格需要一个国家权力的认可。种种压力会使他们的身份和心态扭曲与颓废,也直接导致性随意。他们迫切渴望社会的正视而不是无视。这种正视会让这个人群更有安全感、提高自尊度,变得健康起来,这会为防艾工作另外提供一种途径——不再是‘地下性工作者’,而是以公开身份去帮助社会。”
尽管哈尔滨男同人群防艾工作已经走在全国前面,但最大的困难还是缺少足够的支持。“没钱。”洪涛笑,“大家更多是靠信念支撑下去。”
“很多人跟我说,咱们要打一场防艾的人民战争。我说打不起来啊,怎么打?民众不关心啊,中国每年只在艾滋病日关心艾滋病。”张北川说,防艾的关键在预防,然而地方对预防工作的投入并不理想。关注艾滋病,需要有一个国际化的视野与高度。“地方政府是否可以增加一些这方面的投入?是否可以站出来公开会见男同,做一个反歧视的样本呢?我们对男同的关注与艾滋病干预,最终的受益者是我们,是全社会。”
“尾声”
在中国,男同人群将随着防艾工作的开展和社会环境的宽松、文明的进步,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与正视。同时,为了保护与争取平等权益,在反歧视的道路上,他们将面临更多辛酸与荆棘,也将守住更多的信念与责任。
采访末了,记者问张北川:“您接触到的一起生活时间最长的男同有多久?走到今天,他们靠的是什么?”
张北川想了想:“快30年了吧,是两个成都人,我在2005年把他们的故事推荐给了《南方周末》,也让全国重新认识了男同。我曾问过他们,究竟靠什么能走到今天。他们说,这个事情很简单,靠责任。我们都是一样的。”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主要人物均使用“圈中名”
这种“婚姻”,注定了他们要成为隐形人。小心翼翼,竭尽全力,希望海誓山盟。有甜蜜,有喜悦,更多的是悲壮。 |
GMT+8, 2024-5-13 09:03 , Processed in 0.104593 second(s), 22 queries .
同志交友网 topboyspa!
© 2022-2025 topboysp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