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 报社在一栋叫做欧亚大厦的楼里。它所处的位置有点不好找，我来面试的时候，找了半天才找到，一看，嚯，原来这就是欧亚大厦——才六层楼高，黄色外观，破破的，旧旧的。看到“欧亚大厦”这个名字，我还以为会是多么豪华气派的大厦呢。报社在六楼601室。办公室很小，两排办公桌，每排五个工位。加上我，一共十个员工。主编把我介绍给了办公室里的同事。不知道是不是我多心，我发现其中一个男的露出了不怀好意的笑。后来我知道这男的叫吴光立，广东人，我们叫他阿立。他是工作得最认真的人，也是最无趣的人。他跟我们吃午饭的时候，基本上聊的都是工作，有时候我们正聊着工作之外的话题，他会突然把话题拽向工作内。 “诶，你们看了《变形金刚3》吗?”同事朱东鸣问我们。 “这个月我一定要拿下三个投诉。”阿立操着一口广东风味很浓的普通话说。 真是让人哭笑不得。 一开始我中午是跟阿立、朱东鸣和杨丹丹一起吃饭的，但我其实很不喜欢跟他们一起吃，因为我发现他们都没什么意思，我跟他们没什么话说，而且他们都是老员工，有时候他们聊得起劲我插不上话。 “还不吃饭?”我在厕所碰见同事马义靖，他问我。 马义靖小个子，黑黑的。 “正要去吃呢。”我说。 “要不跟我们一起去吃?” 我愣了一下：“好啊。去哪儿吃?” “‘川香坊’吧。” “好。” “我们在电梯口等你。” “好。” 我小便完，从厕所出来，看见马义靖和经常跟他一起吃饭的女同事柳轶芳。柳轶芳向我“嗨”了一声。马义靖向我笑笑。我犹豫着要不要去跟朱东鸣他们打个招呼，说我今天跟马义靖他们一起吃。电梯来了，马义靖对我说：“走吧。”我走进电梯，心想，管他的。 走在去往“川香坊”的路上，马义靖问我：“你去‘川香坊’吃过吗?” “吃过一次。” “味道不错吧?” “嗯。不错。” 在“川香坊”的饭桌边，我们等着上菜。 “你准备什么时候辞职?”马义靖问柳轶芳。 柳轶芳说：“这个月月底吧。” “你要辞职啊?”我问柳轶芳。 柳轶芳说：“对啊，我劝你也辞职吧，难道你想长期做强盗啊?” “强盗?怎么说?” 柳轶芳瞪大眼睛，说：“难道我们每天做的工作不都是强盗的工作吗?” “不懂。” “你不会不知道我们这工作是干吗的吧?” “我知道啊，不就是在网上找投诉的贴子，然后跟踪调查和督促解决吗?” “然后呢?” “什么然后?” 柳轶芳和马义靖哈哈大笑。 笑完了之后，马义靖问我：“我靠，你是真不知道，还是假不知道?” 我说：“我晕了，我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 柳轶芳说：“天哪，你什么都不知道居然还在这儿上班。” “我也一直有疑问，就是不知道提成是从哪儿来的，我太想做记者了，所以不管三七二十一地就进来了。” 柳轶芳说：“这算哪门子记者啊。公司里全都是强盗。我可不想再昧着良心干这个了。天天跟你一起吃饭的那几位都是老强盗了，敲诈了好几年，你千万别再跟他们混在一起了，近墨者黑。里面办公室的那位，简直就是千年老妖，慈眉善目的老强盗(她指的是主编)。” 我说：“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呀?” 柳轶芳说：“其实让你找被投诉方并不是为了让他们解决问题，而是旁敲侧击地让他们给钱，威胁他们说给钱就不报道这事，不给钱就报道。” 这时，服务员将熘肝尖端了上来。 我瞪大眼睛：“啊?原来是这样?提成就是这么来的?” 柳轶芳说：“不然你以为呢?” 我苦笑着说：“我真是个傻逼，居然什么都不知道就进来了。” 马义靖拿起筷子，夹了一片猪肝，说：“开吃吧。”然后叫服务员：“服务员，三碗米饭!” 服务员应道：“哦!马上!” 我问马义靖：“那你呢?你还干吗?” 马义靖的语气带点骄傲：“我已经辞职了，明天跟主编把工资结清，后天我就不来了。” 我夹了一片猪肝，放进嘴里嚼了起来，吞下去之后我说：“太黑了。” 我想问他们当初进报社的时候知不知道这报社是干吗的，如果知道，又为什么要进来。但话到嘴边，我又咽了下去。 9 马义靖离职了。我很想立即就辞职，但又不甘心——才上班就辞职?怎么说也得干完一个月吧?什么都不做也有800块钱的底薪呢。反正现在身上也没多少钱了，索性就做够一个月吧。我什么都不干。我不想干那种龌龊的事情。我只是每天坐在办公室里，在网上瞎玩，等着坐够一个月就走人。 可无所事事地坐了几天之后，我动摇了。看着办公室里的强盗们(包括柳轶芳)争先恐后地打电话催逼被投诉方，我蠢蠢欲动——800块钱的底薪实在是太少了，完全不够我在北京生活。剩下的十多天里，我不甘心于不做点什么，不甘心于那800块钱。我矛盾着。最终，我决定加入强盗的行列，做一次强盗，挣一次黑心钱，然后就洗手不干——辞职!为此我还专门去向主编讨教了讹诈的相关技巧。 网上的一个投诉贴子——某市居民投诉当地一家大型造纸企业——芳心纸业严重污染了当地的环境。发贴人说自己曾向当地媒体和省媒体投诉过，但媒体与芳心纸业沆瀣一气，根本不予理睬。 我心想，大型造纸企业，应该不会在乎那点封口费的吧?于是我盯上了这块大肉。 我拨了电话过去：“喂，您好，请问是芳心纸业吗?” “是。请问您是?”男人的声音。 “我是北京《民间生活报》的记者，有人向我们投诉，说你们企业严重污染了当地的环境，所以我想了解一下具体的情况。” 电话挂了。 我又打了过去。 “你们到底想干吗?!”对方问。 “就是想了解一下情况，有人投诉，我们就要解决。” “谁投诉的?” “这个就不能告诉你了。” “什么污染!你们北京的记者管我们干什么!” “我们报道的对象不分地域。” “你们叫什么报?” “民间生活报。” “你们想让我们怎么解决?” “这就看你们自己了。” “没什么好解决的!” 电话又挂了。 我锲而不舍，又打了过去。对方不接。 又打了几个电话，依然没有人接。 好吧，明天再打，反正还有二十多天，我就天天烦你，烦到你给钱为止，我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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