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志小说：我的苦难的性史

那是发生在初二时候的事情。那一天我们还象往常一样放学回家，李大军还象是往常一样搂着我的肩膀一起走，而徐文锋则在旁边跟着。在经过长长的楼道的时候，我们发现三班还没有下课，他们的班主任张老师正在讲台前给全班训话，于是就趴在门上顺着门上的玻璃朝里面看了看。正巧这个时候徐文锋的手痒了，在门上敲了两下。里面的张老师听到响声，先是顿了一下，然后飞也似地向门口扑过来，很显然要抓我们几个。我们见事不妙，一路狂奔四下逃跑。张老师在后面吼道：“给我站住。”但是我们三个谁也不理他，自顾自地飞跑。

我算是跑得快的，一气跑回家中，也不知道李大军和徐文锋两个人怎么样了。谁知不到半个小时，李大军垂头丧气地来到我家，嗫嚅地告诉我说，他让张老师抓住了，张老师让我到学校找他，我去了他就没事了，否则放不过他。我心里暗暗地骂了他一句：“这个没用的东西。”然后很仗义地告诉他：“你走吧，我去就是了。”

我知道张老师肯定是冲着我来的，虽然他从来没有给我上过课，但是我的名字他肯定是知道的。他就是要拿我开刀，给我一个下马威。他在学校是出了名的凶悍，学生没一个不怕他的，连校领导也让他三分，因为他的物理教学水平全市闻名，对学生的管束也非常严格。

到了他的教研室，我看到他的脸色铁青，嘴唇微微发抖。他眼睛紧盯着我，突然一拍桌子，朝我大吼一声：“你流氓！”

“你凭什么说我是流氓？”我理直气壮地说。

“你为什么敲教室的门？”

“不是我敲的你为什么说是我？”

“不是你敲的你为什么要跑？”

“学校里也没说不让跑。”

“我让你站住你为什么不站住 ？”

“我不知道你是在喊我呀，我为什么要站住呀？”

我毫不畏惧，与他针锋相对。张老师大概从来没有遇到过这么难缠的学生，气得两手发抖。教研室的其他老师大概也从来没有见过如此的场面，全都在一边一声不响，大气不敢出，看着我们两人在那里斗法。

过了一会，他把手一挥，说了声：“你走吧。”让我离开了教研室。我好生奇怪，这么简单就结束了？回到家里，也没多想。谁知第二天，我老爸就被请到了学校，与张老师面谈。这也难怪，我父亲在罗济市也是个有头有脸的人物，特别是在那个年代，医疗系统的人吃香着呢。我的父亲与张老师一见如故，相谈甚欢，令张老师大喜，大包大揽地主动提出给我单独补习功课，保证我的理科成绩赶上来，我的语文本来就好，这样的话也许能成就又一个好学生呢。我父亲临走时还被告知如果这次面谈的结果不愉快的话，我第二天在上课间操的时候就要被拉到主席台在全校师生面前示众！

这件事让我看扁了李大军，我再也不想搭理他。这倒不是因为他出卖了我，而是他平时的痞气和仗义在这一刻荡然无存，是那么地软弱和胆小，与平时判若两人。而他也不好意思再来粘我。我的剩下的那么一点情愫彻底地消失了。

我再次地封闭了自己。每天放学后独自回家，然后把自己关在家里。当然张老师那里我也不想去，我放弃了别的学生们求之不得的大好机会。

这个时候，我开始大量地阅读，阅读在那个文化贫瘠的年代里所能获得的一切书籍、报纸、杂志。家里的那台老式的收音机，成了我最好的精神伴侣，我听了大量的古典音乐和民间音乐，还有地方戏曲。我的音乐素养，也正是在这个时期培养出来的。交响乐、歌剧、京剧、广播剧。我在这个世界里寻找慰藉。

从14时起来，我开始通读《红楼梦》。我惊奇地发现在书中那么多色情描写之中，竟然有男男之恋。贾宝玉和秦钟，贾宝玉和北静王，贾宝玉和蒋玉函，就连薛蟠也似乎不清不白。我这才知道，原来这种恋情古已有之，我们的老祖宗们早就深入实践了，而且，好象还听普遍的。可是奇怪，为什么我们身边就没有呢 ？那个医院的退伍军人也许是一个，但是那也不多呀。

不久，我便在《参考消息》上读到一篇文章，是苏联的女学者发表的关于俄罗斯音乐家柴可夫斯基的学术论文。这位女学者的研究结论是：柴可夫斯基是位同性恋，他的恋爱对象是他的一个侄子，他是无法摆脱对他的侄子的畸形的爱恋而自杀身亡的。

这也许是解放后中国大陆最早出现同性恋这个词汇，当我的目光落到这个词汇的一瞬间，我马上意识到我就是这样一个人，是同柴可夫斯基一样有着同样的同性爱情结的人。这是我第一次明白无误地了解了自己的身份。

这篇文章发表在上个世纪的70年代末期，我们国家伟大的改革开放刚刚起步。

在我以后的生涯中，柴可夫斯基始终是我最喜爱的音乐家之一，我爱他的音乐的博大深邃，他的那部《第六（悲怆）交响曲》，曾经无数次让我泪流满面，感动不已。一个没有巨大的内心痛苦，一个没有深刻的精神创伤的人是无论如何也写不出这样的作品来的。这部作品，让我看到了柴可夫斯基的灵魂，也看到了我自己的灵魂。